研究旨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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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amazon.com/Between-Art-Anthropology-Contemporary-Ethnographic/dp/1847885004/ref=sr_1_2?s=books&ie=UTF8&qid=1289782054&sr=1-2

http://www.amazon.com/Theory-Contemporary-Art-since-1985/dp/0631228675/ref=sr_1_3?s=books&ie=UTF8&qid=1289782054&sr=1-3

筆者的研究興趣是透過"再現"(Representation)物質文化當中的隱性文化概念，探討人群認同的建立方式。最早對於這個議題產生興趣，是於大學期間參與中研院史語所的考古調查工作中，因為在進行發掘工作與撰寫記錄時，需要詳細描述與測量出土文物所在的文化層以及同一個層位中的文物的空間分布關係，於是開始對物質文化本身以及其所隱含的使用脈絡，如何與人類社會連結產生了興趣。

這個興趣也分別發展成兩個研究面向，第一個是台灣媽祖信仰的分身研究，另外一個則是在台灣外國太太(外籍新娘)的認同。台灣媽祖信仰的分身研究，是筆者的學士論文題目，因為當時在民族所博物館當工讀生，得以接觸到所內豐富的媽祖信仰相關文物，所以產生了研究興趣。在台灣的供奉媽祖的廟宇，常常不只有一尊媽祖神像，部分的媽祖神像具有不同的性格或者是功能性，這反映了信徒藉由分香將媽祖複數化，並且構築自身與該尊媽祖之前的連結；同時藉由進香，將不同媽祖神像聚集在一起，藉由共享同一個香爐的香火，將個別的媽祖神像再次被納入同一個媽祖形象當中。而在大三的文化田野實習課程中，筆者研究位於屏東縣萬金村的外國太太(外籍新娘)，外國太太與夫家藉由實行親屬義務，將外國太太納入為家屋與聚落的成員；而外國太太藉由改變家中的飲食習慣與裝飾物，建立其與母國之間的連結。該研究後來接受國科會大專生研究計畫補助，並且發表一篇論文。

上述兩個面向，可以看到不同物質文化(神像/香爐/廟宇;家屋/裝飾物/食物)彼此之間有著隱性的連結，且與人群認同有極為密切的關聯性。而此一研究在筆者的碩士論文中，藉由Claude Levi-Strauss的家屋社會研究與語言學的概念隱喻研究，進行了更為細緻與複雜的分析與討論。筆者的碩士論文的研究對象，是屏東牡丹鄉高士村的排灣族的現生居民與廢棄的舊社遺址。藉由民族誌調查了解聚落的發展歷程，以及考古發掘對比口述歷史的異同。在研究當中，即使家屋的建築形式劇變，家屋仍是其辨識人我關係的重要關鍵；同時也發現家屋具有個人層次與聚落層次的隱喻關係，而這也引導出廢棄的舊社是建立現今聚落認同重要的媒介，因為其成為了現在村落中所有居民的共同家屋。

在碩士論文中，發現了隱喻不僅是語言上的修辭技巧，更被具體化於物質文化(家屋)當中。因為隱喻可以打破事物原本的分類界限，並藉此連結不同的事物，所以廢棄的舊社家屋與現今的聚落得已被連結在一起。於是筆者想更進一步去探討此一發現於當今科技導向的社會，如何能發揮其作用，所以選擇了佈滿於城市的無線網路做為研究對象。不過在這同時，也感覺到原本的人類學研究，有其在研究與討論方法上的限制，並無法進行"再現型"(Representation)的研究，也即是將社會連結與物質文化做更為後設的分析討論。不過透過除了文字以外的媒介，則是有可能達到此一目標，如胡台麗的民族誌影片 - "愛戀排灣笛" 不僅是記錄，同時也是在"再現"存在於物質文化背後的人群連結，並且賦予鼻笛作為分析排灣族社會抽象概念的獨特理論位置。因此筆者決定透過田野工作創造藝術作品，再現無線網路為家屋社會，探討當中的隱喻與社會脈絡，並且分析科技導向為主的現在社會，科技如將人的認知體系從以體感為主轉變為人機結合的感知體系。

筆者的研究在理論上銜接人類學對於家屋社會的研究與族群認同研究;而在方法論上，延續傳統田野方法與民族誌影片，但是進一步藉由"再現"與"隱喻"，探討隱藏在物質文化背後的抽象文化概念。希望能藉由這樣的研究方式，達成過去人類學所無法看到的社會文化面向，並且能對其進行分析研究。


認同與物質文化
我的研究興趣主要是透過研究物質文化與當中的概念隱喻，探討當中所顯現出的人群認同與其機制。
1997c

對臺灣考古「學」研究之我見：一個人類學者的觀點。國立臺灣大學考古人類學刊 52:129-193。


　　
人群的認同是具有多層次，並且充滿了不確定性，而物質文化提供了將認同以原本的心靈思惟，將之轉變為人人可加以閱讀、解釋與詮釋的文本，這一類的文本、物質文化，不只是包含了可以藉由肢體感知到的物體，同時也包含了文字、口頭論述、音樂、地表景觀的改變，各種可以經由感知器官察覺到的物質文化。人們如何透過物質文化，表達內心的想法，他們的二者之間的關係並不是直接的對應關係，從思索到實際的製作、創作，會受到技術、材料、概念的影響，使二者之間的關係產生了扭曲、變形。人們對於生活中所創造、感知的隱喻，而這些隱喻揭示了人類心靈的的對應原則，所以可以藉由研究其中的"概念隱喻"（conceptual metaphor），檢視轉變的機制。筆者目前的主要研究趨向，是藉由"概念隱喻"討論現生族群的物質文化與認同感建立之間的關係，希盼能將之所獲得的可能轉變機制的作用過程，運用在關於史前考古的認同研究。
　　正如前述，同樣的物質文化或稱文本，往往會被不同的人加以閱讀、解釋與詮釋，如在民國初年，對於中華民族構成的討論，往往不同的學者會利用相同的民族誌資料、人類的體質比較、文獻記載、考古出土器物與其他物質文化遺留，分別建構出不同的族群邊緣。筆者在"中國邊緣再造"研究計畫中，試圖藉由比較民國初年不同學者，對於中華民族構成的討論，並且分析當時的學術背景與時代環境，以求了解中國的族群邊緣是如何在相同或類似的物質文化研究中，呈現出不同的"中華民族邊緣"。



【研究旨趣】

筆者主要的研究興趣在於對「傳統音樂」的當代現象進行深層探討，進一步實踐音樂民族誌 (musical ethnography)的寫作。筆者主要的學術研究區域為緬甸╱東南亞、亞太與台灣，過去探討對象側重在緬甸本土、亞太地區（台灣與美國西岸）、以及美國中部不同緬甸離散社群的音樂活動，包括這些地區的緬甸人╱緬甸華人╱其他緬甸族群；近來筆者的研究對象也涉及亞太地區其他東南亞移民，特別是亞裔美國人社群。

其研究旨趣有二：

第一，建立傳統民族音樂學的一般音樂知識。強調記錄當代個人與團體的音樂活動與音樂內容，並對音樂傳承、音樂概念化、以及音樂創新的方式等主題進行探討。筆者特別有興趣的研究課題之一，在於理解弱裔族群如何建構或想像一個『音樂文化遺產』，並如何對當代的「傳統」概念賦予新義。研究範圍也伸及融合不同傳統音樂與其他要素所產生的新興音樂現象，例如美國西岸在汎亞裔 (Pan-Asian)藝術家之間所創作出、具前衛作風的「音樂合作」(musical collaboration)，以及當代全球化的流行音樂現象（特別是「世界音樂」、「嘻哈」、以及「饒舌歌」）。民族音樂學另外強調，唯有藉由研究者自身對於其研究樂種的學習以及進行彈奏（或歌唱），才能對於音樂的傳承與概念化有更為深刻的理解。因此除了包括緬甸曼駝鈴、豎琴、鋼琴等的緬甸傳統器樂彈奏外，筆者也具備印度音樂、印尼音樂、台灣音樂、以及西方古典音樂的彈奏能力與理論基礎。

第二，強調音樂對於整體文化建構與多重認同塑造的重大意義。筆者側重說明當代人們如何利用音樂作為協商、策略化、並且「再現」(represent)社會關係的機制，藉此達到不同認同層面上的建構。筆者採用跨學科的理論與研究方法，並特別強調民族音樂學的視野與理論方法對探討這個機制的貢獻。筆者強調由於當代人們處在一個相較過去更為錯綜複雜的環境，研究者應該透過一個抽象化、具多層次的空間概念來思考音聲創作的所在脈絡，例如個人、家庭、社區、區域、（跨）國家、以及全球等，而人們的認同就在音聲創作過程中，進行與不同層面相關政治的協商與策略化。另外，研究者也應採取對不同層次空間交織下多樣概念的探討，這些概念包括有個別性、再現、多元文化主義、（跨）國家主義、全球化、性別、族群性、現代性等等。

筆者特別有興趣的研究對象為弱裔族群在主流文化強勢壓迫下所進行的音樂活動。對於如此的研究關注，筆者欲提出兩點見解：第一，對於被使用的音樂因素中，任何包括專制╱反抗、統治╱被統治、中心╱邊緣等有關對立衝突的二重概念，應該加以著重分析。第二，此研究關注應該在一個更寬廣的對象下進行實踐，研究對象不僅包括在公共領域下具族群特色的節慶或儀式等，也須要強調在私有領域展現的音樂活動，例如離散社群中具族群特色的卡拉OK店，以及這些移民或難民的音樂聆聽慣習等。最後，筆者強調在民族誌寫作上，研究者應自我反省這個被賦予寫作「文化知識」的特權。這樣的反省包括研究者對於自身所在的其他多重位置的意識，以及對於在如此多重位置所建構下的知識進行理解與探討。

　
【研究旨趣】

身為臺灣臺灣原住民的一份子，筆者長期以來即非常關心原住民族在社會中的處境，原住民相關議題成為個人學術研究中的重要元素。筆者的研究旨趣在族群教育、教育中的多元文化論述、教育人類學及教育民族誌方法。在博士班研究期間，蒙Dr. Valli、Dr. Price及Dr. VanSledright的引介，在修習期間進行了幾項不同研究取向的研究計劃，其中在修習「學校與社區田野方法」時，進行「教學：一個大學課室的民族誌」研究，利用參與觀察探索多元族群在課室中的動力關係，讓我對族群教育及學校民族誌有更深的認識及體悟。

筆者的博士論文，主要在探討都市原住民教育所呈現的樣貌，在諸多影響教育成效的重要因素中抽取教師的態度與信念作為研究的焦點。論文研究針對教師進行深度訪談及課室觀察，以敘事作為研究分析的主軸。由於我採取的是社會實踐的取向研究，敘事成為研究資料的重要來源，因為個人的行動是有意義的，但行動的意義卻常曖昧不明，藉由敘事可以幫助對話者彼此審視自己的思考與行動，並釐清自己的價值判斷以及了解故事中所承載的意義。筆者深信教育除了智性的功能外，也是一種「文化行動」(cultural action)，而行動的目的在喚起主體對自身生命處境的覺醒與轉化能力，如何將學校轉化成為一個不再只是學習主流文化核定的技能與知識的場域就顯得格外重要。論文研究的過程中一方面用批判的視角來檢視文化差異的表徵，探討教師的態度和信念，內涵了什麼樣的價值體系，並形塑了什麼樣的課室與學習氣氛；另一方面，由於研究的動機是來自於本身的都市經驗，書寫的過程中也促動我對生命經驗的反思，以及既有認識框架的鬆動與解構，甚至改變了我認識世界的方式。

【未來研究規劃】

做為一種研究方法，教育民族誌在臺灣教育研究社群中仍處於起步階段，在田野中研究者意向的投射和倫理議題，向來未被認真的論述與面對，這從不少年輕學者在田野札記中的困惑和挫折可窺一二，當這樣的經驗被扭曲放大，往往弱化了從事教育民族誌研究的意願。近來的專書(例，周德禎，2001; 吳天泰，2002)，不是以單一研究作為書寫體例架構，就是切割了教育與民族誌的發展脈絡；一方面忽略基礎研究概念的引介，另一方面則缺乏在民族誌研究中教育本質的論述。教育民族誌所預設的一個立場，是研究者可藉由身體的行動參與，觀察一個教育場域，並藉由記載、詮釋、歸納整理出此研究場域的意涵。如何將自身的文化經驗歸零、如何互動、資料如何蒐集、如何記載日期、何時退出場域，以及如何由瑣碎的日誌中抽絲剝繭找出具有普遍性意涵的文化實踐，並藉以達到理論深化的目的，都成了教育民族誌學典範化的標準操作方式(劉仲冬，1996；Burgess, 1989)。筆者以過去社會科學研究訓練及博士論文研究作為基礎，未來將在教育民族誌的研究取向上繼續耕耘，並延伸拓展教育人類學在臺灣教育社群中的能見度。筆者也希望藉由教育人類學及現象詮釋學的觀點來理析社會的面貌，因為教育文化是個多面向與功能複雜的情境，它一方面具有社會化的機制，同時也攜帶文化與社會階層再製的色彩，是以原住民族群的文化與社會經驗，將成為我未來數年田野調查及研究理論建構的重點。

口述歷史也是筆者未來重要研究的取向，會投入口述歷史研究，主要是受教於美國歷史學家Dr. Fenkelstein教授「口述歷史與教育」專題研究的鼓勵。筆者在Dr. Fenkelstein的指導下研究美國原住民高等教育經驗，應用口述歷史方法交叉辯證三位不同世代的美國原住民知識份子的高等教育經驗，他們如何在主流和弱勢文化的認同中被拉扯，如何在妥協與堅持中釋放族群認同的焦慮和壓抑，最後如何廓清自己在歷史經驗中的定位。這個研究經驗改變了我過去對歷史窄化的視界和思維，過去的歷史教育中很少提供我們活生生，有血有肉的歷史經驗感，歷史文本的建構因而無法擺脫意識型態的影響。身為「歷史」的繼承人，我們是被動的，我們常常無法也無從將自己的生命感與「歷史」產生聯結，而生命感卻有很大的部分來自生命本身的歷史。我們任何時刻的感覺都被過去的經歷所滲透，它是一種理解生命意義的新立場和態度，而透過口述歷史方法，可以喚起這種個人屬性的生命感。換句話說，口述歷史把歷史敘述權加以擴展，把歷史自上而下的敘述方法改變，豐富了歷史研究的向度，為歷史文化開拓出新的探索空間，對曾/正被忽略的階層及社群加以重新認識。筆者未來研究的範疇在應用口述歷史來進行都市/部落原住民的生命史研究，近兩年內，擬針對自己較熟悉的都市原住民族群蒐集口述歷史紀錄，以都會區為研究輻輳，未來再往部落推移，為原住民族群在歷史發展中尋找一個主體論述的空間。

　【研究旨趣】

筆者的研究領域為社會人類學理論、親屬與人觀、宗教變遷、社會記憶與歷史意識、殖民主義與文化政治；主要的研究對象為 臺灣南島民族中的布農人，以及正準備展開密集田野調查的菲律賓Ilongot人。自1991年以來，筆者居住在布農人的聚落中從事密集田野調查工作的時間累計已逾兩年，並根據長期以來對布農社會文化的研究與了解，完成了博士論文與數篇文章。

筆者的博士論文主要是在探討當代布農人如何面對殖民的歷史過程所帶來的政治與社會文化變遷，以及這些歷史與社會條件和布農人對其生活世界的經驗與認識間之錯綜複雜的關係。和過去對布農人的研究非常不同的是，本論文並非以建構傳統文化為目的（此傾向支配了馬淵東一、岡田謙、衛惠林、丘其謙等的研究）；亦非以重建的傳統社會文化為出發點，來探討其在外來的政治經濟和宗教力量的衝擊下如何變遷或持續的問題（此傾向以黃應貴為代表)。以上這兩種研究取向不免有物化和本質化傳統文化而忽略或貶抑當代現象，或是將當代現象混淆為傳統之歷史脈絡錯置的問題。因此，本論文跳脫對傳統社會文化的重建，認真地由布農人目前所面臨的問題出發，來探索當代政治與文化現象的複雜性，包括布農人如何理解與建構他們與國家的關係、歷史記憶的政治化、傳統的再創造等。這樣的取向已涉及對人類學的當代位置及其切題性（contemporary relevance）的思考。面對後殖民理論的批判，以及原住民本身文化意識高漲且投入他們自己傳統文化的保存與研究的趨勢下，人類學很難再偏重於對傳統社會文化的建構而忽略當代迫切需要思考和研究的議題。筆者的博士論文是 臺灣的南島民族研究中少見的在這方向的嘗試。本論文也企圖透過對民族誌實踐的重塑，來達成對布農人的新的理解。早期對布農人的研究，往往因對其親屬組織、社會特性與結構原則的偏重而忽略文化意義與人的實踐本身的重要性。黃應貴後來對基本文化分類概念的研究，即是企圖要糾正這些缺失。然而，他的研究因為過度系統化民族誌資料來支持其理論觀點與論證，而不能充分傳達和貼近布農人的經驗與感覺。這也與前述他一貫先重建傳統文化、繼而探討其在外力影響下的變遷與持續性的研究方式有關。筆者認為當代布農人政治與文化現象的複雜性與微妙性，已不能用過度系統性的基本文化分類概念來掌握。反而，筆者認為更基本的工作是回歸到民族誌，誠實地由長期田野工作中所觀察、見證、參與和分享的布農人現在的日常生活與經驗著手，再進一步探討人類學的理論是否能闡明和啟發我們的理解與認識，以及與之對話。否則，很容易有過度理論化及民族誌與理論不能結合或脫節的問題。筆者也主張這樣的研究方式，對 臺灣的南島民族的研究有更普遍的重要性。

在完成博士論文後，筆者致力於繼續發展博士論文中所探討的一些議題的理論意涵；同時，也開拓新的研究領域。目前已出版或即將出版的論文，主要集中在探討歷史記憶與布農人的國家想像，以及結合民族誌與歷史資料來重新思考布農人的傳統社會文化特性。未來筆者將繼續對布農人的研究，累積受人類學理論啟發的民族誌（theoretically informed ethnography），並希望更有系統地比較研究另一個東南亞地區的南島民族如何經歷不同的殖民歷史過程，以及面對殖民的歷史過程所造成的政治經濟與社會文化變遷。透過研究其他西方人類學家已累積了豐富成果的民族，筆者希望發展區域性的觀點，並進一步與世界人類學對話。因此，筆者選定Michelle Rosaldo和Renato Rosaldo所研究過的、並和布農人有許多具啟發性的相似與相異之處的菲律賓人為新的研究對象。在初步的田野探勘之後，筆者發現Ilongot人認為基督教的傳入是當地社會文化變遷最主要的動力和因素，但是過去的研究卻刻意忽視基督教化的過程與其重要性。這其實是和Michelle Rosaldo與Renato Rosaldo所抱持的人類學理論立場有關的。因此，筆者將先以Ilongot人與New Tribes Mission之間的福音遭遇（evangelical encounter）為研究重點，探討基督教與Ilongot社會文化及其現代性之間的錯綜複雜的關係。